寻衅滋事罪与聚众斗殴罪的区分

　　寻衅滋事罪与聚众斗殴罪的区分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考虑：

　　一、主体方面。两罪犯罪主体均为一般主体，但对构成犯罪主体的人数要求不同。实践中，寻衅滋事罪多为个人犯罪，共同犯罪的案件只占少数。寻衅滋事行为可由一人进行，也可由数人进行，其对犯罪主体没有人数的硬性要求，一般亦无明显的首要分子。而聚众斗殴罪中，“聚众”即标示了此罪犯罪主体的人数特征，古称两人为行、三人为众，那么聚众斗殴罪的犯罪主体人数必须为三人以上，刑事实务及理论界均认为该三人包括聚众者在内。

　　根据刑法规定，只要实施了寻衅滋事行为的人，达到情节恶劣、情节严重或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均可构成寻衅滋事罪，故该罪是情节犯。聚众斗殴罪中，只要实施、参与了聚众斗殴行为，便对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聚众斗殴罪是行为犯。

　　二、主观方面。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斗殴罪在主观方面有很大不同，本质区别在于寻衅滋事的“随意性”和聚众斗殴罪的“争斗性”。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一般表现为肆意、随意、任意，滋事行为多为一时兴起、临时起意，全凭个人好恶决定滋事对象。行为人或是为了开心取乐，或是为了寻求精神刺激，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或借故生非(以小放大)，肆意发泄低级、不满情绪，进而随意殴打他人，任意毁坏公私财物。聚众斗殴罪中的行为人，往往出于私仇、争霸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而成帮结伙进行斗殴。争斗双方常为某一地域或行业领域的势力群体，双方矛盾纠葛错织，结怨深远，常为了地盘争夺、行业控制等群体利益而明争暗斗、大打出手，以显示本群体威风、实力、煞气和霸主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对寻衅滋事行为人主观方面无事生非及借故生非的判断应基于常人标准，立足于常人视角，从常识、常情和常理出发进行从客观行为到主观内容的倒推。即引起行为人追逐、拦截、辱骂、殴打他人及强拿硬要、强占、损毁财物之原因，是否能够被常人所理解和接受(事出有因或情有可原)，即行为人在当时之事态情境下之行为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不具备期待可能性的行为，当然不构成犯罪。

　　三、客体方面。客体即犯罪行为所损害的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具体表现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社会秩序、经济秩序及职务行为之廉洁性等。从罪名释义来看，两罪的客体均为复杂客体，但主次有别。笔者认为，寻衅滋事行为主要侵犯的是人身权利或公私财产权利，其次才是社会公共秩序。如在一人型寻衅滋事犯罪中，行为人追逐、拦截、辱骂、殴打他人及任意侵占、损毁公私财物，抑或在公众场所闹事的行为，其损害权益及影响更多关涉个人，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损害往往有限。

　　聚众斗殴罪的犯罪客体，首先是社会公共秩序，同时关涉人身权、财产权等具化的实质性法益。聚众斗殴中，双方参与人数往往众多，少则数人，多则十余人、数十人，持械也成为惯常的争斗手段方式。是否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暂且不论，聚众斗殴行为本身就是向整个社会发起挑战，其对法纪的破坏、对社会公德和秩序所带来的威胁，决定了社会公共秩序必然为刑法所保护的首要法益。

　　四、客观方面。寻衅滋事罪中的行为人常为了开心取乐或追求精神刺激，对他人进行随意追逐、拦截、辱骂、殴打，对财物进行任意占用、损毁，或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行为之“随意性”，决定了行为人在事先并无明确的犯罪对象，对犯罪时间、地点、工具也均未事先确定。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并无明确的个人恩怨，有的甚至素未谋面，被害人对随意辱骂、殴打等行为常常无法预料。行为过程中，行为人常处于主动地位，系施行人，被害人则处于被动地位，系受行人。即使被害人有反抗、防卫行为，也因缺乏斗殴故意而成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无奈选择。

　　聚众斗殴罪中，双方往往有一定的过节、矛盾甚至恩怨，有的经过调解、诉讼等方式仍未得到合理处置，最后升级演变成不得不通过最原始的“决斗”方式进行解决。该罪由聚众和斗殴两个相继行为组成，聚众的目的是为了斗殴，故只有在完成聚众后的斗殴行为时才构成犯罪既遂。“事出有因”决定了行为方往往对争斗时间、地点甚至工具进行了事先选择、确定和准备，而且通知了对方(俗称的“约架”)，争斗双方心里确知对方的存在。斗殴现场，双方一般分立两边，常手持砍刀、钢管、鱼叉等凶器进行打杀，目的就是私仇报复、称霸一方，取得地域、行业的绝对影响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