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风险如何识别？

　　企业刑事合规风险是企业刑事风险的前生，企业的刑事责任则是企业刑事风险的后世。企业刑事风险通常是企业内部人员或者根据侦察机关工作人员向其询问而反思自己的行为，或者根据社会上的报道来对应自己的行为觉得可能构成了犯罪。如果说，高管们判断企业刑事风险的根据是企业已经实施的某种行为，毕竟存在着据以做出判断的客观依据。企业刑事合规风险的识别，必须依据已有的法定标准对企业进行排查，必须要千真万确、万无一失，必须力保企业安全。

　　有学者指出，引致合规风险的合规风险源是权力!企业组织内部的内控失灵问题、舞弊、甚至违纪违规腐败贪污、贿赂犯罪等问题，96%出现在以下“八项权力”分布的业务领域和岗位：审核权、市场客服与销售权、人事权、采购权、放行权、计量权、财务资金权、拥有关键信息权。因此，对于企业合规的核心，就是通过各项措施来避免权力以及权力行使者的道德腐败。通过权力行使的脉络查找合规风险，这是一种对普通合规业务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否也一定可能直接适用到企业的刑事合规业务识别呢?不尽然。企业刑事合规作为企业合规的核心业务，除了具有合规的普遍性之外，还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有法律工作者，如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其公众号《宝山检察》中专门出了一期《@企业家︱企业刑事合规提示大荟萃，请您收下!》，其中按环节进行了刑事合规风险提示：1.设立运营环节有同类经营类、劳动用工类、薪酬支付类等刑事法律风险;2.普通融通环节有向金融机构融资类、公开募集资金类刑事法律风险;3.安全生产环节包括重大安全事故类、危险物品肇事类、消防责任事故类、安全事故报告类刑事法律风险;4.产品质量环节包括普通产品质量类、药品质量类、食品质量类刑事法律风险;5.知识产权保护环节包括注册商标类、专利类、著作权类、商业秘密类刑事法律风险;6.环境保护环节包括环境污染类、进口固废处置类、农用地保护类刑事法律风险;7.市场营销环节包括虚假广告类、非法经营类、不当营销类、强迫交易类刑事法律风险;8.业务往来环节包括商业贿赂类、合同诈骗类、串通投标类刑事法律风险;9.财务纳税环节包括会计凭证管理类、虚开发票类、逃税骗税类刑事法律风险;10.纠纷处理环节包括妨害司法类刑事法律风险。这是一种把刑事风险按照看得见的方式进行纵向排查，对于律师及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风险识别时有相当高的价值。

　　企业刑事合规风险识别在以企业运营环节为主线的思路下，确实清晰了很多，但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对应的罪名问题。缺乏罪名的对应，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问题，会造成对相应行为考察的缺失。以刑法第120条之一规定的资助恐怖活动罪为例，“单位犯前两款罪(资助恐怖活动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上述罪名显然属于企业的刑事风险，却有极大可能被遗忘，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必须要合理的规避上述风险。

　　无论是以权力来识别企业合规的风险点，还是以环节来识别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点，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下的风险识别。这种状态以企业近乎可以构成全部犯罪为前提，只要某一环节出现纰漏、某种权力被不正当行使，都会提示风险。这在国外的刑法体系，尤其是附属刑法高度发达的国家中是可以实现的。比如在美国各州的刑法中，除了几个自然外的罪名不能由企业实施外，其他均可由企业构成，在制定法中还有“法人杀人罪”(corporate murder)的规定。刘士心教授在《刑法各论原理》中指出，如果致人死亡的行为经过了法人高层管理人员的批准、授权，由其雇员在雇佣职权范围内实施，并且是为了法人的利益，就是法人的行为，就应当追究法人的责任。诚哉斯言!

　　企业刑事合规风险首先是企业的风险，其次才是刑法中所提示的风险。前者强调了企业高管的风险并不是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相反，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最终会涉及到企业高管来承担，这恰恰就是我国刑法中单位犯罪的规定。后者强调了法定性，在识别企业刑事合规风险中，应以刑法为核心。刑法分则第三章是按亚同类客体进行的分类，而这个亚同类客体的标准可以作为我们识别企业刑事合规风险的标尺，具体参见刑法分则第三章下的节罪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罪、侵犯知识产权罪、扰乱市场秩序罪。

　　此外，还有许多散落在刑法分则第三章之外的可以由单位实施的犯罪，如前述的刑法第120之一规定的资助恐怖活动罪，第125条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第128条的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和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等等，都可以既由自然人实施，也可以由单位实施。由单位实施之时，就是企业的刑事合规风险来源。